文明衝突的作者杭廷頓過世，但是杭廷頓所反應的價值，未必也隨之入土為安。簡言之，杭廷頓言而未明的，且至今方興未艾的，可稱之為基督教的門羅主義。
門羅主義原是美國主張以美洲為勢力範圍，抗拒歐洲勢力介入美洲事務。最近一次膾炙人口的對抗，是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當時美國傾全國之力嚇阻前蘇聯將飛彈裝載到古巴。而所謂基督教門羅主義指的，便是一種防止非基督教文明入侵基督教的立場。
自始杭廷頓就不認為第三世界需要與美國是用同一種標準。早年他著名的理論之一，就是認為第三世界的威權政府推動經濟發展比較有成效，因而不鼓勵非要按照歐美的標準進行民主化。
在第三波民主來臨前，杭廷頓率先唱衰民主化，他曾為文質問，世界上還會有新出現的民主國家嗎？第三波民主化之後，他還來過台灣幫助李登輝批判李光耀，文明衝突論就是在這段期間醞釀完成的。可見，文明衝突論與當時流行的民主和平論有共謀之處，後者指責衝突的責任總在不民主國家那一邊，因而不是政策問題，而是文明問題，並可推知，兩岸之間有文明衝突，責任在大陸。
但杭廷頓並不見得要主張積極推動文明衝突，他著眼的恐怕首先是被多元宗教與多元族群弄得好像快要四分五裂的美國公民文化，由此他進而體會文明之間很難真正融合，拉丁美洲、亞洲新移民與伊斯蘭宗教對美國文化的破壞，應該是令他難以釋懷的源頭。
這並不是杭廷頓獨有的情緒。民主黨的重要思想家亞瑟．斯勒辛格也在文明衝突論發表的幾乎同一時間，對於美國社會可能即將因為多種族與多宗教的紛擾而解體，憂心忡忡。斯勒辛格曾經對美國歷史是否為見證上帝的選民所為，還是充其量是人類史上一次永遠沒有上帝眷戀的實驗而已，發表過美國歷史大循環的名著，如今卻開始對美國能否存在感到不安。
繼文明衝突論之後，杭廷頓與人共同編輯了一本《文化很重要》的暢銷書，內容痛陳拉美與非洲文化阻撓現代化。眾人注意到杭廷頓寫的文明衝突論中，最後伊斯蘭教與儒教成為基督教終極的對手，比較少注意到他主張改造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文化。而他所謂「文化很重要」的意思是，拉美的文化是沒用的文化，要有正確的現代化文化才能發展。與他合編這本書的另一位先生，正是十幾年前著書指控拉美落後是因為當地人的文化心態在作祟。
從他早期對威權政府的容忍，到後來他對民主化的意興闌珊，再到他反對美國政府試圖影響主要是儒教與伊斯蘭教地區的異教徒，到最後他支持拉丁美洲與非洲的自我改造，看出來他對於可以基督教化的地區基本上是被動接受的態度，對難以基督教化的地區則敬而遠之。從基督教角度而言，不啻屬於一種門羅主義式的思維。
美國要不要向儒教或伊斯蘭教發動攻擊，不是理性問題，而是感性問題，在攻守之間，主張守的是機會主義，因為反正不可能徹底打贏，算式計算的結果，有其理性。主張攻的是十字軍主義，常是曇花一現。杭廷頓基本上屬於守勢思維，但是他的文明衝突論與攻勢思維分享了同一種情感，所以被已故後殖民作家薩依德批判為無知。論人數，薩依德這樣的基督教徒當然是少數。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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